歌德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同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一起，并称为欧洲四大文化名人。歌德的名字早已为我国读者所熟知，他的作品，如《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维廉·麦斯特》等，深受我国读者的喜爱。但是，还有一本书虽然不是歌德本人所撰写，在我国却也同样拥有众多的读者，那就是由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
爱克曼是个既无名望也无地位的“小人物”，但他居然能与名声显赫的“大人物”歌德长期合作，这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爱克曼1792年出生在汉堡附近的农村，由于家境贫寒，从小就得为生存奔波。这种生存状态决定了他的性格：他谦虚自卑，但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他不大相信自己的力量，但善于向他人学习，特别崇拜名人；他乐于依附“大人物”，但是还要表示出自己的独立性；他才智平平，却又想出人头地。他先是求师学画，学画不成，转而便对诗歌产生了兴趣，于是歌德便成了他崇拜的偶像。爱克曼不仅崇拜歌德，而且竭力摹仿歌德。他按照歌德写诗的风格和习惯创作诗歌，1821年结集出版，并将这部诗集连同他本人的简历一起托人送给歌德，想以此为契机能见到他心目中的偶像歌德。不料，歌德对此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写信说收到了书，象征性地向他表示感谢。歌德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并没有使爱克曼泄气，反而鼓舞他要更加深入地研究歌德。于是他中断了在哥廷根大学的学业，躲在汉诺威附近的一个地方，全力撰写他的《论诗·特别以歌德为证》。这是一部论文集，其中并没有什么创见，但所有的观点和论据都是来自歌德的作品，这说明他不仅仔细阅读过歌德的作品，而且理解了其中的含意。1823年5月爱克曼将这部已经写成但尚未出版的论文集寄给了歌德，这一次的打动了歌德的心。他看到了一位真正认真读而且读懂他的作品的读者，看到了一个诚心诚意喜爱他的崇拜者，看到了一个真心了解其内心世界的知心人。于是，当爱克曼1823年来到魏玛时，歌德不仅接见了他，而且建议他留在魏玛，在他那里工作。从此爱克曼就与歌德合作，一直到歌德逝世。
爱克曼留在歌德身边的主要任务是编辑由歌德亲自审订的《歌德文集》。既然如此，他就得从头到尾仔细阅读歌德的全部作品。此外，他还直接参与了歌德晚年的全部创作。可以说，如果没有爱克曼的参与，也许《浮士德》第二部就难以在歌德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由于工作关系，爱克曼有必要经常与歌德就各种问题进行交谈。爱克曼从来就认为他与歌德的关系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他同歌德交谈不是两个平等伙伴之间的对话，而是学生向老师请教，学生聆听老师的教诲。因此，他不仅认真听，而且尽可能地记在脑子里，然后写在日记或信中。很早他就开始将记在脑子里的歌德的谈话整理成文，交给歌德审阅。
1826年爱克曼向歌德正式提出要出版他辑录的《歌德谈话录》的请求。那时由他编辑的《歌德文集》即将出版，他建议他编的这本小册子子与《歌德文集》一起出版，而且放在前面，理由是这“对您自编自销的文集将会起有利的作用。”大概歌德认为，他的文集无须以这种方式促销，所以他的回答是：等正在编辑中的他与席勒的通信出版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1830年爱克曼再次向歌德提出出版《歌德谈话录》，这次仍遭歌德拒绝。歌德一再婉拒爱克曼的请求，可能是他不愿在他的文集还没有出齐以前就出版由别人辑录的谈话录。
爱克曼是个非常执著的人，虽然歌德不同意马上出版，但回忆、整理、编排歌德谈话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只是由于主要工作是编辑《歌德文集》，这项工作就只能放在余业时间进行。1832年歌德逝世，出版《歌德谈话录》再也没有阻碍了。
另外值得提及的是，《歌德谈话录》中译本自1978年在我国出版以来，已经印行十余次，发行数十万，成为同类书中的畅销书。译者朱光潜先生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具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和理论素养。在翻译该书过程中，先生以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态度，对照各种版本，直接从德文翻译；同时，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他还加了许多见解独到而精辟的注释。虽然该译本是选译，字数还不到原书的一半，但由于先生挑选精当，译文忠实而又流畅，所以深受我国读者的喜爱。
